重读马克思之三：劳动与四重异化
为什么”热爱工作”是一种特权
当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对着镜头说”我真的很热爱我做的事情”，弹幕和评论区的反应往往不是感动，而是一种混合着讽刺和愤怒的群嘲。影视飓风的 Tim 说他工作的终极目标是想上火星，何同学说他无比享受创作的过程。这些表达在十年前也许会被当做励志故事来传播，但在今天，它们越来越频繁地引发一种强烈的抵触。
这种抵触通常被表述为”何不食肉糜”。大多数人会把这种反应解读为酸或者嫉妒，但如果你认真去听那些愤怒的声音，会发现它们所表达的不是嫉妒——嫉妒是”我也想要你有的东西”。而这些声音所表达的是一种更深层的、也更难被命名的东西：一种对于”热爱工作”居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体验，而是一种阶级特权这件事的直觉性的愤怒。
仔细想一想，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什么样的人有条件热爱自己的工作？几乎无一例外，他们要么是自己当老板的人——创业者、自由艺术家、独立创作者；要么是那些在经济上已经足够安全、可以选择自己做什么的人。你越有钱，越拥有生产资料，越拥有选择权，你就越有可能从事一份让你感到自我实现的工作。你越穷，越只能出卖劳动力，越没有选择余地，你就越可能被困在一份你不喜欢但不得不做的工作里面，然后被那些热爱工作的人告知”你应该找到你的热情”。
这不是一个关于心态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生产关系的问题。 而马克思在150年前就精确地分析过它。
劳动：人之为人的最高证明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是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忍受的代价。恰恰相反，劳动是人之为人的最高证明，是人类区别于一切其他动物的核心能力。而正是因为他把劳动看得如此神圣，他才对资本主义如此愤怒。因为资本主义所犯下的最根本的罪行，不是剥削了工人的工资，不是制造了贫富分化，而是它把劳动这件本应是人类最自由、最具创造性的活动，变成了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忍受的苦役。然后它又把从苦役中解放出来的特权保留给了那些拥有资本的少数人。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了有意义的劳动，它是把有意义的劳动私有化了。
类本质 vs 传统人性论
要理解为什么热爱工作在当代社会中变成了一种阶级特权，需要先回到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人和劳动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位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 柏拉图、笛卡尔：人性的核心是理性。思考才是人的本质，身体劳作不过是理性的附属品。
- 霍布斯：人性的核心是恐惧。出于对暴死的持续恐惧，人类才建立了国家和社会契约。
- 边沁：人性被还原为对快乐的追求和对痛苦的逃避。
- 加缪：人性的核心是反抗。面对荒谬的宇宙拒绝投降。
这些思想家虽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但在马克思看来，他们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都在寻找一种固定的、永恒不变的、适用于所有时代和所有社会的人的本质。 马克思对此的批评极其尖锐——这些所谓的人性论其实都是把某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中的人的特征抽象化和普遍化之后，包装成了永恒的人性。
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类本质。人之所以为人，这个物种区别于所有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不在于某一种固定的心理属性，而在于一种活动方式——有意识的、创造性的、能够改造自然环境的劳动。
传统的人性论给出的是一个封闭的答案（“人就是理性的”、“人就是自私的”），你没有办法改变一种东西的本质。但马克思的类本质给出的是一个开放的答案：人的本质不在于某种固定的心理属性，而在于一种能力——创造性地改造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具体表现形式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那个核心——在头脑中构想出一样尚不存在的东西，然后通过劳动把它变成现实——是不变的。
马克思用一个极其精炼的对比来说明这一点：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蜜蜂也劳动，海狸也劳动，但它们的劳动是本能驱动的、固定模式的，而人类的劳动是有目的的、有想象力的，能够创造出自然界中从未存在过的东西。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人通过生产表达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是什么，不取决于他怎么想自己，而取决于他在做什么。一个木匠通过他做的桌子来表达他的存在，一个农民通过他耕种的土地来表达他的存在。他们的劳动不仅仅是谋生手段，他们的劳动就是他们的生命本身，是他们的创造力、技能和意志在物质世界中的具体化身。
如果劳动是人类表达自身、实现自身的方式，那么当一个人的劳动被剥夺了创造性和自主性的时候，被剥夺的就不只是工作的乐趣——被剥夺的是他作为人的根本存在方式。而这恰恰就是资本主义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正在做的事情。
四重异化
第一重：你做的东西不属于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劳动者的全部劳动产品在法律上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雇佣他的那个人。一个建筑工人花两年时间建起一栋大楼，完工之后这栋大楼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一个程序员写了三年的代码，这些代码的全部知识产权归公司所有。
你往你的劳动中注入了你的时间、精力、技能和创造力，但它不属于你。而且这些劳动产品积累起来，就形成资本，而资本反过来又支配着你。你亲手创造出来的东西，最终变成了压迫你自己的力量。 你帮公司做大了业务，公司用增长出来的利润去投资AI和自动化，然后用AI来替代你的工作。
Tim 和何同学为什么能够热爱创作？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的劳动产品和他们的个人身份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不被中介的连接。而一个在广告公司里帮客户做短视频的剪辑师，他剪的视频挂的是客户的 logo，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地方。他做的事情在技能层面上可能和 Tim 没有本质区别，但他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
第二重：你没有办法决定你做什么以及怎么做
你不决定生产什么，那是产品经理和战略部门的事。你不决定怎么生产，技术站和工作流程由管理层来规定。你不决定什么时候做，工期由项目管理来拍板。你甚至不决定做到什么程度算好，那由 KPI 和 OKR 来定义。
你在整个劳动过程中的角色，本质上是一个执行者，而不是一个创造者。你被分配到一个极其狭窄的任务范围内，在那个范围里面你也许确实可以展现一些专业能力，但你对整体的产品、对你的劳动成果最终会变成什么、对它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无聊的。无聊不是因为工作内容不够有趣——很多看起来有趣的行业里面的人同样觉得无聊。而是因为你对你正在做的事情没有真正的掌控权。你是在执行别人的意志，而不是在实现你自己的意志。而根据马克思的类本质理论，实现自己的意志——在头脑中构想出一样东西，然后通过劳动把它创造出来——恰恰是人之为人的核心体验。当这种体验被剥夺的时候，你的工作就不再是你的了，它变成了一种外在于你的、强加给你的、你不得不忍受的东西。
第三重：工作把你从一个人变成了一台机器
马克思所说的类本质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那种创造性劳动的能力。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体制之下，这种能力被系统性地压缩了。一个工人，无论是流水线上拧螺丝的，还是格子间里改 PPT 的，被分配到的任务通常是高度重复的、标准化的、不需要也不允许太多个人创造力介入的。你做的事情越来越像一台机器在执行程序，而越来越不像一个人在进行创造。
马克思写了一段极其有力量的话：“人不再感到自己在任何事情上自由活动，除了他的动物功能——吃喝、繁殖，或者最多在他的住所和打扮。在他的人类功能中，他感到自己是除了动物以外，什么都不是。”
仔细想一想，这是不是精确地描述了很多人的日常状态？上班的时候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有创造力的人，下了班之后能做的也就是吃饭、刷手机、喝酒、追剧、睡觉。人类独有的那些更高的能力——深度的思考、创造性的表达、审美体验、有意义的人际连接——要么在工作中被压制了，要么在下班之后因为精力耗尽而无力施展。整个工作日把你的人性榨干，然后在剩余的几个小时里，你只剩下做动物性活动的力气。
第四重：你和同事之间不是战友，是竞争对手
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社会性的物种。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合作互助、共同创造，这些东西本来是深深植根于人类存在方式中的。然而，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系统性地制造了个体之间的隔阂和对抗。绩效排名、末位淘汰、晋升竞争——所有这些制度安排的底层逻辑都是零和的。你的上升意味着我的停滞，你的获得意味着我的失去。
结果就是你在工作中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管理人际关系、揣测领导的意图、防备同事的竞争，在会议上说正确的话，而不是把精力投入到你真正在做的那件事情本身上面。
当代异化的精致话语
在19世纪的工厂里面，异化至少是可见的。12小时的童工劳动、不安全的工作环境、赤裸裸的贫穷——工人至少知道自己在受苦。但在今天，异化被包裹在了一层精致的话语之中：
- 996 不叫剥削，叫奋斗文化
- 丧失创造性不叫失去人性，叫职业化和专业素养
- 甚至于把加班本身当做一种人格勋章来炫耀——“这个月我又瘦了5斤”、“昨晚两点才走”
这不是在抱怨异化，这是在庆祝异化。
这个系统最强大的地方从来不在于它能压迫人，而在于它能让被压迫者把压迫当做自由，把异化当做自我实现。人们不仅在比拼自己睡了多少、加班多久，甚至开始比拼谁在职场中更流程化、更高效、更像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换句话说，就是在比拼谁更彻底地完成了对自我的非人化。
热爱工作的前提
要热爱你的工作，你至少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 你对你做的东西有某种程度的所有权或者认同感
- 你对工作的过程有足够的自主权——你能决定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标准
- 你的工作允许你发挥创造力，而不只是在执行别人的指令
- 你和你的合作者之间存在真正的合作关系，而不是被竞争机制所切割的零和博弈
这四个条件恰恰对应着马克思所分析的四重异化的反面。换句话说，热爱工作的前提就是不被异化。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下，不被异化基本上要求你拥有生产资料。
所以当 Tim 说他想上火星、何同学说他热爱创作的时候，评论区的愤怒到底指向的是什么呢？那些创作者只是一个更深层问题的表征。评论区里那些人真正愤怒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安排：一个人能不能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创造性的满足，取决于他有没有钱。有意义的工作不是被平等地分配给所有人的，它是按照资本的逻辑来分配的。
而当代社会最精巧的话语装置之一，恰恰是把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伪装成了个人的选择问题。整个职场鸡汤产业——从”找到你的 passion”到”做你热爱的事情，你就永远不用工作”——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把一个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结构性问题，翻译成了一个由个人心态所决定的心理问题。
一旦这种翻译完成，那个真正的问题——为什么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工作被组织成了一种剥夺创造性的形式——就变得不可追问了。因为每个人都在忙着调整心态、寻找热情、提升自我，没有人有时间和精力去追问：也许问题不在我身上，也许问题在于这整套劳动被组织的方式。
马克思的追问
马克思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在他设想的未来社会中，没有人有一个排他的活动领域，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他希望的领域中发展自己——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放牛，晚饭后批评，而不必因此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批评家。
这段话经常被拿来嘲笑马克思的天真。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今天那些真正热爱工作的人——那些最成功的创业者和独立创作者——他们的工作状态，恰恰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状态。他们在不同领域之间自由移动，上午写代码，下午录播客，晚上画画，不需要被锁死在某一个职业身份里面。他们的劳动是自主的、创造性的、多样的。只不过这种工作状态在当下只有极少数拥有资本的人才能享有。
而马克思真正让人不安的追问是：为什么这种工作状态只能是特权？ 这个”为什么”的答案到底是人的本性如此，还是制度使然？如果你的回答是前者，那你就接受了柏拉图以来那套封闭的人性论叙事。但如果你的回答是后者——制度使然可以改变——那你就站到了马克思这一边。
而在马克思这一边，劳动不是诅咒，劳动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形式。它之所以在当下看起来像诅咒，是因为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把它变成了诅咒，并且把从诅咒中解脱的权利私有化了。
人创造的东西，就没有不能被改变的。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