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的现代性警示

2026/1/24 📖 5 分钟阅读 · 约 1568 字白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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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平庸的人也能产生最大的邪恶吗？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概念叫”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由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她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在二战后，她观察了一名邪恶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是负责将数百万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关键执行者。

艾希曼后来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受到了审判。这场审判举世瞩目，因为它不仅仅是对一个战犯的清算，更是对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暴行进行清算。阿伦特当时作为《纽约客》杂志的特派记者，前往耶路撒冷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

肤浅的执行者

当阿伦特在法庭上观察艾希曼时，却感到非常意外。她发现这个人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面目狰狞、充满恶魔般的狂热。相反，他看起来非常平庸，像个普通的官僚，说话充斥着陈词滥调，思维极其空洞。

艾希曼为自己辩护的核心逻辑，就是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在”服从命令”，是庞大国家体系中的一颗螺丝，只是履行了自己的岗位职责。阿伦特认为自己看到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即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与犯罪者本人肤浅、呆板形象之间的反差。

阿伦特开始思考一种新的恶的形式。这种恶的本质不是极端或深刻，不像电视剧里演的大反派那样，而恰恰是”平庸”——一种”无思想性”（thoughtlessness）。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放弃了独立思考，不再对自身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只是机械地服从体制或权威的安排时，这种看似”不思考”的状态，恰恰可能导致最大的邪恶。阿伦特认为，艾希曼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之后才会有的现象。

现代工业社会拥有一个高度关联化、分工精细的系统。每个人都只负责其中一小环，从而共同完成一件任何个体可能都无法独自承担的巨大罪行。

艾希曼把杀人视作一项工作任务，认为自己只是”忠于职守”。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关闭了自己的思考能力，不去思考道德问题，将自己异化成了一个只追求行政效率的”打工人”。纳粹德国这个”大公司”和元首这个”大领导”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要他杀人，他就杀人。反正他认为自己只是打工人，服从命令就行了。

而当他回到日常生活时，他才结束掉打工人的状态，重新作为他自己。这就使得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个好丈夫、好父亲的平庸之人，在特定的系统中能够毫无心理障碍地去执行灭绝人心的命令。

从艾希曼这个具体的个体跳出来看，纳粹德国的屠杀机器之所以能如此高效、冷血地运转，靠的就是无数个像艾希曼这样的”打工人”，只不过艾希曼的职级更高而已。

这些人分布在各个节点上：有确保运输效率的调度员，有管理户籍档案的文员，有生产毒气的化工人员，有维护焚尸炉设备的技工，也有签发屠杀指令的中层官员。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不会觉得是自己杀了人。每一个人都能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推给整个系统。于是，邪恶被稀释，被匿名化，融入了日常工作之中。

阿伦特认为，最大的邪恶就是在一种邪恶的体制下，千千万万做好本职工作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叫”工具人”），成了邪恶的帮凶与共谋。如果他们处在良好的体制中，他们可能会是尽职尽责的好人。关键在于，现代社会系统性的分工运作，让大多数普通人根本不会去反思这个系统到底是邪恶的还是良善的。

阿伦特坚决反对”因为平庸所以无罪”的说法。恰恰相反，她是在发出最严厉的警示：在现代世界里，可能正是我们每个人都习以为常的那种”只问技术，不问价值；只讲服从，不讲反思”的平庸状态，才会导致更大的罪恶。

平庸之恶的观点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阿伦特当年仅根据审判现场的观察做出了判断。但后来历史学家根据艾希曼留下的日记、录音等新材料发现，艾希曼很可能并不平庸。他私下里其实是一个顽固的、有思想性的纳粹分子和反犹主义者，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更像是一种伪装和表演。

然而，即使我们承认艾希曼这个具体人物不符合”平庸”的描述，阿伦特的理论洞见也并没有失去价值。因为她的目光从未仅仅停留在艾希曼个体身上，她真正剖析的是一种”现代性的作恶机制”。

在纳粒德国这个系统中，数不清的底层人员是符合”平庸”这一点的。当然，现实往往没那么简单，底层人员中也可能有真正极端和残暴的人，而体制激发了他的残暴。但无论如何，“平庸之恶”提炼出了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危机。在现代社会的诸多因素中，这种因不思考而产生的恶，或许是最值得人们反思与警惕的。